钱钢 传媒学者

我当记者时，曾有两次机会采访脱险矿工。一次在唐山，一次在义县。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有5位矿工，是绝境中坚持最久的幸存者，我在《唐山大地震》里称他们是“最后的5个男子汉”。他们一镐一镐打通被煤矸石堵塞的运输巷，一寸寸爬上800米斜坡，先喝自己的尿，后喝巷道里的水，挣扎爬到井口附近，终于在地震后第15天获得营救。15天，九死一生。采访这些脱险矿工时印象最深的是，对生活的渴望，对贫困家中老父、老母和妻儿的牵肠挂肚，是他们“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1996年12月15日，辽宁义县煤矿塌方，4位矿工被困井下。当地政府组织了大规模营救，包括调来石油钻井队，耗巨资打通生命孔。15天之后，矿工终于获救。当时我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工作，曾和同事们到现场采访，制作了节目《376小时》。那次采访，让我再次走近脱险者内心。和地面失去联络的矿井深处，其恐怖常人难以想象。在声息全无的头数日，他们吃过矿井木上的树皮，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生命孔打通后，有了生的希望，但是营救进展困难，极度寒冷和水淹成为新的威胁。我亲眼见过矿工们通过生命孔传递上来的12张字条，在苦苦等待中，他们情绪低落，甚至有很大抱怨，生理心理均濒临崩溃。和唐山矿工一样，他们最后的生命支柱，也是他们的家庭。

这些采访经历让我知道，灾祸发生时的第一主角，是蒙难和遇险的人。你不容易了解他们的濒死经历和复杂感受——如果作为一名记者，你只想在递过话筒的瞬间就知道他们的“感受”，如果你没有以最大的同情去直面他们的苦难，不愿意花费久久的时间，以心换心，获得他们的信任。最初接触义县矿工时，他们不想和我交谈，更不愿谈井下的求生经历。正当我坐在他们病房中时，推门闯进来一个穿制服的电视记者，说他是参加营救工作的××单位的，要工人立刻接受采访，回答那个单位是如何救了他们 （其实，戴着遮光眼罩的矿工完全不能分辨救援者是谁）。矿工接受了采访，似乎这样的采访已有数次，对着摄像机背书似的说出几句“感谢”之类的话。

当时，“新闻调查”的上级领导比较清醒，对旧的传播套路保持着警觉。他们要求，做新闻一定要尊重事实，要客观、“消色”（即消除“假大空”的宣传色彩）。所以“新闻调查”在做《376小时》时思路明确：既要记录营救，也要记录自救，要完整记录人的命运。而且，不能因为营救的成功，遮蔽矿难的惨痛教训。我们的节目中，有被困矿工亲属热泪盈眶感谢党和政府，那是真实的。节目最后，主持人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营救矿工以及矿工顽强自救的故事，令人感动；但这次事件又一次暴露出当前普遍存在的安全生产问题急待解决。记者离开义县的时候听说县里正通过法律的程序对违章生产的县煤矿劳动服务公司进行处理，追究法律责任。我们希望当地政府充分吸取事故的教训，努力消除隐患。因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从1976唐山，到1996义县，再到今天，传媒的技术更新令人眼花缭乱，但人的苦难遭遇和绝境中的人性，不会与时俱变。1991年海湾战争，CNN让人们知道了什么叫“直播”。现在，我们的一些矿难营救也已成为“被直播的营救”，现场的一切似乎一览无余。但是遇险矿工的生命经历——那更隐秘也更深刻的真实，他们的境遇——无论是灾祸前的生活重负，还是获救后仍将日复一日的底层艰辛，都是我们需要用纯净的心去体恤，在一片“奇迹”声里不应遗忘的。这不是一出“真人秀”（TV Reality Show）。脱险矿工是灾难的承受者，不要用他们的血泪，涂写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