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5月21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关于王家岭矿难的“收尾报道”。报道很简短，大意是：“据山西省委宣传部通报，通过多种渠道对被困人员核实和对遇难人员进行DNA鉴定，中煤集团一建公司在4月3日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第七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153名被困人员名单与实际搜救结果完全相符，为尊重绝大多数遇难矿工家属意见，对38名遇难矿工名单不再公布。”

　　王家岭矿难救援初期，有媒体报道了“被困井下矿工可能有260余人”的“道听途说”。据称，在救援指挥部召开的第七次新闻发布会上，率先发布“道听途说”的那家媒体向救援指挥部递交了“致歉函”。在上引山西省委宣传部的通报中，153名被困矿工中115名获救、38名遇难的数据得到“再次强调”。

　　中国文化中确有为遇难者“讳”的传统习俗，只要善后工作能获得遇难家属理解与谅解，若大多数家属确有不再公布遇难亲人名单的意愿，山西省官方作出“不再公布”的决定未尝不是尊重民意之举。

　　5月8日，湖北省利川市水井湾煤矿突发瓦斯燃烧导致10名矿工遇难，第二天当地官方立即公布了全部遇难矿工的名单和户籍。10日那天，新华社发布了这份名单，并披露了遇难矿工家属认可理赔方案的消息，赔偿抚恤金大致按每名遇难矿工20万元的尺度赔付。

　　由于水井湾矿难与王家岭矿难在信息公开上的差异，在刚过去的双休日，王家岭矿难的善后事宜再度引发网络舆论的普遍关注。

　　笔者在前文写道，若王家岭矿38名遇难矿工的大多数家属确有为遇难亲人“讳”的要求，这样的要求理当得到尊重。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今天正向“法治社会”迈进的中国，大小矿难都已上升为公共安全事件。既然无人可以公开否定这一基本事实，类似王家岭特大矿难这种事故，包括其他不时发生的各种矿难，从矿难始发原因、救援过程、伤亡人数、善后事宜、刑责追究，到受伤矿工医疗及康复、伤残矿工今后生活来源及长久救济措施等等，均该原原本本地向社会如实公布。针对目前各地公布此类“公共信息”各行其是、各取所“需”的“混乱”现状，亟须在中央政府行政规章层面，颁行一整套涵盖矿难处理全过程的信息发布程式，以及统一的善后操作规范。

　　由于这一整套程式及规范的长期缺席，以及各种矿难仍将以“常态”在国内矿山长期反复呈现，无论如何，这件“大事”理当纳入国家公共安全应急救援体系，从速制定果敢颁行。政府既然反复强调行政要以人为本，“规范善后”就是对矿难死伤者及家属的最大安慰；    强调信息公开，犹当在这类人命关天的事项中率先寻求“制度突破”。

　　反之，若继续对上述“制度建设”未置可否，或议而不决，尽管矿难善后一直在渐进改良中，但因应民众对信息公开日益增长的渴望，舆论对每一次矿难救援及善后赔偿的各种质疑只会越来越甚，地方政府方面应对不利将导致    公信力一次又一次无端遭受贬损。这是理当尽力避免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