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由商业和政治综合构成的实用主义及政策成为清洁煤炭的全球标准制定者，对中国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煤炭”一词在中国也有乌黑、脏兮兮之意，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并无区别。世界各地的环保主义者大多专注于讨论煤炭引起的污染，但煤炭对中国而言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学教授、MIT“工业性能中心”中国能源项目组联席主任爱德华·斯坦因费尔德（Edward Steinfeld）指出：在中国，约占80%的电力来自燃煤发电厂，而全球第二大煤炭消费国——美国的这一比例只有50%。
 
    去年，斯坦因费尔德带领中心的工作小组完成了针对中国发电厂的第一份独立调查——覆盖近300家发电单位——目的是了解这些发电厂如何有效地、开创性地利用煤炭，同时如何处理环境及经济压力。斯坦因费尔德即将推出自己的新书《参与我们的游戏：中国的崛起为什么不会威胁西方》（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在接受沃顿知识在线的访问时，他介绍了此次调查的初步发现，包括中国可以如何利用由商业和政治综合构成的实用主义及政策，成为清洁煤炭的全球标准制定者。

    以下是此次采访的文字整理内容：
 
    沃顿知识在线：你的研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那就是中国政府并没给大部分的燃煤发电厂发放燃料补贴，即使有，也相对较少。如果煤炭价格快速上涨，政府是否会在未来投入更多补贴？

    爱德华·施泰因费尔德：政府进行补贴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正如你所提出的问题，燃料补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燃煤发电厂最大的一笔支出。虽然我无法预知未来，但我可以说，中国国内的煤炭价格已经与世界接轨。如果包含运输成本和其他各种成本，中国的燃煤电厂目前购买煤炭的价格是与全球水平持平的，不过也有一些例外。
 
    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中国的煤炭价格并不一定与质量等因素相匹配，例如煤炭的水分、灰分、硫分等。煤炭市场在各个方面都极其放开，而且并不能非常有效地对各种煤炭的质量进行区分。结果就是，运输成本成为了左右发电厂总成本的一大因素。因此，我们不仅在过去两年内曾经看到过，现在还能经常看到：当价格飙升时，发电厂往往通过在附近的沿海地区购买尽可能多的煤炭，以便尽可能的降低运输成本。问题是，很多产自这些地方的煤炭质量低下。高品质的煤（也就是低硫分、低灰分）更多地产自中国西北部地区，而东北部的煤炭质量通常很低，但却能经过公路或海陆进行运输。这些发电厂作为市场的参与者，试图控制成本，从而对燃料价格产生影响。这样做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了。
 
    我们从研究中得到的结论之一就是，随着发电厂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为了尽可能地压缩成本，它们会做两件事情：实现技术的升级换代，以便提高燃煤效率——这也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唯一最佳方式（也就是改善燃烧技术和提高效率）；报告还指出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企业购买劣质煤炭，脱硫系统闲置，造成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一些初步数据显示，与其他问题相比，中国政府更善于处理实际操作中的监管问题。政府强制性要求发电厂使用脱硫系统。虽然我们没有掌握与排放相关的数据，但却获得了脱硫系统实际操作的初步数据，这是有些滞后的。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加强对发电量的控制，同时还加紧了对燃料定价的控制。

    沃顿知识在线：你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发电厂如何成为资金消耗大户，又如何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这是否就是政府回购一些煤矿的动机？或者说，政府的政策是否会更加偏重这方面，以求增加政府的投资回报？
 
    施泰因费尔德：我同意这个问题的前提：采矿业似乎正在努力实现企业层面的再次集中。不过，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能肯定地说政府正在进行回购，哪级政府、具体是谁？目前能够确定的是，一些比较大型的煤矿企业——也就是那些大型国有公司——的确正在努力实现该行业的整合。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是否代表中央或省级地方政府，依然存在争议。
 
    这些大型煤炭企业的手里握有大量现金。很明显，他们正在努力实施合并、扩大经营规模。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整个能源部门都不难发现。与此同时，政策上也迫使企业进行合并，因为中央政府不仅希望加强控制，（从广义上讲）他们更希望实现技术的升级换代和安全标准的提高。无论这是否可行（我认为这是可行的），有关方面的推断是：那些规模较小、更偏重倒买倒卖的小煤窑普遍属于技术水平低下、安全风险较高的不合格煤矿。
 
    我的感觉是，煤炭企业所付出的努力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是他们的自愿行为，他们的目的是收购所有可以收购的目标。与此同时，其中所涉及的中央及省级政府无疑没有进行阻挡，甚至鼓励这种合并。企业和政府利益的交集之一就是：大型煤炭企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并、扩大规模。如果他们能够取得成功，那么上市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而这无疑是企业和中央政府都希望实现的目标。
 
    今天的竞争不仅反映在商业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反映在监管之中：那就是应该如何处理采矿、发电、再生能源等各产业的交集，而哪个部门又将在未来的那个交叉点消失。这个领域的参与者众多，其中不乏国有企业，还有很多也正在接触国有资本。因此，未来将会看到大量国内外资金进入。
作为另外一个部门的参与者，油气企业凭借一批管理人才，也想介入以上这些产业中的某一个。油气企业认为，虽然他们不从事采矿或发电业，但却有资格涉足清洁煤炭等业务。中国的大型油气公司对于学习如何管理和开发清洁煤炭技术兴趣浓厚。
 
    还有一种论调认为，清洁煤炭的确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这只是指坑口发电（也就是在矿场直接将煤炭转变为电能）。因此，煤炭业纷纷对清洁燃煤和发电技术表现出兴趣，中国的发电企业自然也希望涉足采矿领域。你会发现，有很多发电企业在考虑合并时，都会在产业的上下游寻找机会。
 
    不少人会将这种行为解释为中央政府开展的合并行动。我认为这样的解释并不太准确。中央的确有部分人希望如此，但并非所有人。实际上，有些人甚至主张避免合并。从商业层面看，开展合并必然会带来好处。但是任何参与者想要这样做，都需要大笔资金和一定量的管理专业人才，但他们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其中不乏大型企业，但根据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规模还是普遍偏小。因此，他们的野心有点过了。即使是进行了合并，想要成功也殊为不易。
 
    这些企业之所以希望进行海外扩张——特别是煤炭企业，当然也包括石油、天然气和发电企业——不仅是为了争取资产，也是为了争夺或吸纳管理人才。他们似乎认为（解决办法就是）走出国门，开展国际业务，可以购买股票，或者购买一些跨国公司的股份。既然无论怎样都要吸纳人才，他们甚至会直接收购相关企业。另外，煤炭行业深知，中国的未来就是进口煤炭。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煤炭出口大国；而是要成为煤炭的进口大国。国内生产商希望能够成为上游业务的参与者。

    沃顿知识在线：美国刚刚开始开发碳捕获和存储技术，也就是CCS (Carbon Capture Storage)，计划从全国数百个发电站中选出6个项目来开展。我们要说的是，这项技术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投入生产。你觉得中国有哪些不同之处吗？
 
    施泰因费尔德： 不同之处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因为中国正在迅速扩大产业规模。中国的扩张方式是“从无到有”，而不是“从旧到新”，因此能够实现尖端技术的大规模运用。
 
    中国目前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扩大发电规模、扩建基础设施。因此，政府有能力在不同的投资程度上，推动这样一种理念：即中国不会购买廉价货，也不会建设一堆无用的东西。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用中国的标准衡量，还是用全球标准衡量，新建设的发电厂都堪称规模大、能效高。
 
    他们正在为最先进的煤粉技术排兵布阵。从环保角度来讲，这是一件好事。中国之所以要这么做，甚至不惜牺牲国内技术开发商，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自己终有一天能够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生产煤粉——因此他们现在使用这种技术、了解这种技术，今后在美国人需要更新换代的时候，再向他们出售这种技术。这样做行得通，也不是什么秘密战略。从一方面来讲，这是有关身份认同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少有中国人再希望、或者愿意将自己的国家当成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不要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他们要的是今天的技术，即便这种技术很昂贵。中国人希望掌握最为先进的技术。
 
    碳捕获和存储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比较抽象的东西，因为没有任何人将其规模化。我们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对煤炭的未来进行过研究。结论之一是：碳捕获和存储技术系统的每部分都是已经证明的技术。然而，要想将所有技术作为一个系统加以运用，尚没有案例证明其可行性。实现这项技术的规模化将非常艰难。而将不同技术整合到一个系统中，在技术上、商业上和监管上都很难做到。
 
    沃顿知识在线：美国的空气很干净，但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都在中国。
 
    施泰因费尔德：中国的问题是灰尘和微粒。你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美国）能源领域有一些企业活力惊人，他们是（清洁）技术方面的领先者，并参与了中国（改善空气污染问题）的工作。但问题是，这些（企业）必须亲自前往中国市场来介绍这些最先进的技术，而不是在美国市场这样做。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指双方的竞争。有趣的是，很多年轻的工程师都知道，如果自己想参与和运输、发电及传输有关的高精尖技术，那么这些技术更有可能首先在中国得到运用，而不是在美国、欧洲。
 
    这些技术可能以前是由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来开发的，但今后却会由中国的企业来开发。因此，如果我们还不懂中文，那么最好就去学习一下。几十年前，谁又曾想到这些呢？
 
    但是在社会因素和污染问题上，当你呼吸到那种充满尘土的空气时，确实会感到环境问题的含义不仅如此。有多位市委书记或市长曾在和我讨论核电问题时这样说：“我们知道，美国人不喜欢自己后院建起一座核电厂。但是，无论是北京还是敦煌，我们的态度是，当你呼吸到的是那样一种空气时，你就不会介意自己的后院里是否存在核电厂。”
 
    同样的，我曾接触过很多中央级别的人士，他们都认为“碳技术”就像一个钩子，迫使特定技术实现升级换代，迫使行业政策与监管得到实行。而在美国，当你谈论“碳减排”问题时，人们的唯一反应是：“我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人们并不将其视为一个钩子；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阻碍，一种代价，一种会给国民和消费者带来伤害的东西。而中国并不存在这种情绪。
 
    沃顿知识在线： 中国还希望向世界展示自己可以成为这项技术的领导者，而美国方面则有人认为，中国还需要跨过这个阶段，因为中国目前还处于为高科技进行大笔投资的时期。
 
    施泰因费尔德：没错。有些事情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或者说令我感到迷惑。一方面，中国好像在连根拔除一切。在中国，10年前还真实存在的情况如今却都已经变了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或许我们并不了解这其中的门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业内存在非常激烈的内部竞争。大量企业希望参与这场技术战，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游说。给人的感觉就像在进行创造性的毁灭，有点混乱。但另一方面，又存在一种集体意识，那就是技术的升级换代将耗费大量资金。在某种程度上，这会令人感到痛苦。但是，这正是中国人作为现代公民的一种身份认同。美国人并不考虑发展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发展。我们考虑的是会不会被人拉下神坛。
 
    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对于“需要向前发展”的集体意识是如此的强烈——他们考虑的不是会不会被拉下神坛，而是如何迎头赶上。因此，尽管内部存在混战，但很多人在实现技术升级方面还是齐头并进的。

    第三件让我感到疑惑、或者说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是：中国企业并不愿意等待自主开发这项技术，而是非常希望现在就开始行动，并让很多外国同行参与其中。我认为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会更多。在美国，如果将如此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掌控权交到一堆中国、法国和德国企业手中，美国人会感到相当痛苦。我们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当看见中国如此之多的基建项目和高端研发项目都是由国外企业在做、或者是在和国外企业的合作下进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同时我也惊讶地发现，“自主创新”只不过是一句空谈而已。